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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有金庸的才能，我会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写成一部武侠小说，祖逖将被塑造成一个令狐冲式的人物——有点儿放荡，有点儿狡猾，有点儿心机，不守清规戒律，不拘泥于小是小非，亦正亦邪，通达。
然而，我并没有金庸的才能，所以只能简单说说祖逖的一生。
祖逖出身大户人家，十四五岁以前，他就是一副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样子，一点儿都不像个少爷：不修边幅，有点儿邋遢，不守礼节，不喜欢读书，把肚肚肠肠翻出来，拧巴拧巴，也绞不出几滴墨水，也没有一般少爷那种拿腔捏调的派头。
他很大方，有同情心。每次到庄园里溜达，看到有忍饥挨饿的，或者衣不蔽体的，他就开仓放粮放布，一点儿都不心疼。他敢放，不见得有人敢收。毕竟，他只是个毛孩子，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佃农敢把他的话当一回事？比如说，老板的孩子给我一个红包，我是肯定不敢收的，如果是老板给我的，我可能就揣兜里了。这些佃农和我想的一样，所以，穿越到那个时代，我也就是个当佃农的料。
为了让大家安心领取，每次发放救济物资，祖逖总是耍点儿小心机，说大家放心拿吧，这是我老哥的意思，我只是个传话的！大家的心落到了肚子里，领救济物资就没有那么多顾虑。这样的事多了，大家就越来越喜欢他。
祖逖的父母去世得早，他是被几个哥哥养大的。祖逖“败家”，他们不怕，怕的是祖逖没文化。
祖逖的几个哥哥当中，有一个叫祖纳，跟祖逖的性格比较像，一坐下来就头晕眼花，一站起来就连蹦带跳，在家里坐不住，喜欢往外面跑，最喜欢去繁华兴盛的洛阳。洛阳是西晋帝国的首都，有钱人多，当官的多，满大街都是少爷，有的飙车，有的吸毒，有的包嫩模。祖纳往这里跑，是为了多交几个朋友，为以后的发展铺路。不过，他有一点和祖逖是不同的，他读书，有文化。
或许是因为经常听祖纳说起洛阳的繁华热闹，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吧，过了十四五岁，祖逖忽然变成了勤奋好学的好孩子，毕竟，外面的世界不比家乡，想到洛阳的上层社会闯荡，肚子里多多少少也需要一些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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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有所成之后，祖逖多次游历洛阳，很快就声名鹊起。24岁那一年，他当官了，职位是司州主簿，后来和他一起闻鸡起舞的刘琨，当时就是他的同事。
刘琨比祖逖小5岁，成名却比祖逖早，祖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，刘琨就跟祖纳一起以“雄豪”而闻名洛阳了。或许，刘琨和祖逖相识，就是祖纳介绍的。如果这个猜测不算离谱，那么，可能他们在出任司州主簿以前就已经是好朋友。
司州就在洛阳边上，和朝廷来往密切；主簿，大致相当于秘书，可以接触到一些吃瓜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内部消息。
刘琨和祖逖白天在办公室帮着长官整理文件，日子久了，接触的内部消息多了，慢慢从这些乱糟糟的文件里总结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：西晋帝国快完蛋了，可怕的是，帝国的吃瓜百姓不知道，还以为活在太平盛世。
于是，某天深夜，出现了激动人心的一幕——闻鸡起舞。
这在很多历史书里是洋溢着英雄气息的一幕，但是《晋书》对这个场景的评价很不好，说祖逖这个小伙子邪气，没安什么好心，鬼得很，巴不得天下大乱，好趁机割据一方。（《晋书》的记载，可以参照另外一篇文章《西晋帝国的守夜人：刘琨》，这里不铝恕＃
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，也像祖逖刘琨所预料的那样，天下终于大乱了。这是祖逖25岁那一年的事。这次动乱就是“八王之乱”，前后持续了1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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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乱的前10年（291年—300年），祖逖基本上没有怎么露脸，直到301年，35岁的时候，他才卷起裤腿，馓胨
粗略地说，八王大致可以分两派，一类比较把皇帝当回事，一类不把皇帝当回事，祖逖选择的阵营是第一派。一开始，第一派占上风，304年，第二派扭转乾坤，控制了傀儡皇帝司马衷（号召老百姓吃肉粥渡过饥荒的那个奇葩帝）。自此，祖逖开始沉寂，退出了八王之乱。之后，第二派多次给他下任命书，他都统统拒绝。
事实上，晋武帝司马炎执政的后半期，西晋帝国这座大厦就快倒了，迫切需要加固。八王搞建设笨手笨脚，搞拆迁倒是干脆利落，乒里哐啷一顿打砸抢，大厦越发摇摇欲坠。匈奴人刘渊和羯族人石勒都是好心人，善良，仁慈，有同情心，觉得西晋帝国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太受罪，哼哼唧唧的让人心烦，就起兵造反，打算给帝国来一个痛快的。
刘渊非常厉害，打得很顺利；石勒比较厉害，打得不是那么顺利，就投奔刘渊，但是他和刘渊并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，比较独立。
306年，八王之乱接近尾声，西晋帝国也被他们折腾得快领便当了。刘渊和石勒穷追猛打，眼看着这个破帝国吃枣药丸。310年，刘渊去世，他的儿子刘聪继位，仍然和石勒保持着微妙的合作关系。
311年，刘聪和石勒攻占洛阳，俘虏了西晋帝国的皇帝，西晋至此名存实亡，中原成了胡人的天下，汉人纷纷南迁，背井离乡，在这些流亡大军当中，沉寂多年的祖逖终于出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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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304年退出八王之乱的浑水，到311年加入流亡大军的洪流，祖逖已经好几年没有动静了。这一年，他已经45岁，距离闻鸡起舞的岁月，已经过去了21年。
南迁途中，如果能回想起21年前那个闻鸡起舞的长夜，祖逖必定会感慨万千。
令人兴奋而不安的那一夜，他被夜半鸡鸣惊醒的时候，刘琨还在呼呼大睡，是他踢醒了刘琨；然而，当他随着流亡大军南下的时候，当年那个睡得昏昏沉沉的刘琨，居然抢先一步奋起，已经在并州与胡人缠斗了5年（刘琨出任并州刺史的时间是306年）。年轻气盛的岁月，以为天下风云出我辈，涉世渐深，才悲叹一入江湖岁月催。当年的好友已经成为抗击胡人的中流砥柱，而自己......
或许，北伐的念头就酝酿在祖逖南迁的路上吧。
南迁的道路漫长而危险，有胡人的追兵，还有饥饿、瘟疫，以及其他流民队伍的劫掠......流亡大军当中，大多数人靠两条腿走，极少数人坐车或者乘马。祖逖是有身份的人，有自己的专车，但是他把专车让给老弱病残，自己安步当车，有药物和粮食都拿出来和大家共用。他头脑灵活，有出色的交际才能和组织才能，慢慢的，跟在他身后的队伍越来越长。
走到淮阴县附近的泗口的时候，坐镇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发来任命书，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。313年5月，司马睿又命令他移驻京口（现在的镇江）。
刚安定下来，祖逖就开始谋划北伐，奏请司马睿给予支持。司马睿此时正在筹备登基称帝，又受制于权臣王敦，对北伐并没有太大的热情，只是给了祖逖千人给养和三千匹布，而没有派一兵一卒。
幸运的是，祖逖有一些兵卒，几百个人。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？一部分是随同他南下的宗族；一部分是南迁途中新加入的追随者；还有一部分，是他驻守京口期间招募的私兵。
这些士兵并不是秋毫不犯的好兵，他们剽悍好斗，喜欢劫掠，经常趁夜外出，洗劫富户，祖逖对此心知肚明，却从不阻拦，还默许、鼓励。有时候，他们被地方官绳之以法，祖逖还想办法把他们从大牢里捞出来，或许，就连祖逖本人也参加过抢劫。有一次，朋友登门拜访，惊讶地发现昨天还穿的破破旧旧的祖逖穿着裘袍华服，满屋子金银财宝，于是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，祖逖一脸云淡风轻：昨夜又出外抢了一次。
如果坐在祖逖位置上的，是道貌岸然的士大夫，那么这些兵肯定是不能要的，人渣！败类！反过来，在这样的人渣兵眼里，姿态高冷的官也是不能要的，伪君子！废物！就像五霸岗上那一群杀人越货的魔教教徒只有令狐冲才能带得了，岳不群是不行的。
313年8月，祖逖带着几百个私兵横渡长江，北伐战争拉开序幕。船到江心，祖逖中流击楫，慨然长叹：如果不能收复中原，有如东流大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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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有豪情，但并不轻浮冒进。
渡过长江之后，祖逖率领几百个私兵先来到江苏淮阴，在这里驻扎了三年（313—316），招兵买马，铸造兵器，操练士兵。
当时中原地区的形势是，刘聪与石勒依然保持着半君臣半盟友的合作，但是石勒的独立之势已经昭然若揭。在中原地区的东部，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石勒的势力范围，而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，则控制在汉人坞堡主手里。就是说，祖逖要想北上中原，与石勒论剑，就必须经过坞堡主的地界。
所谓坞堡主，就是以汉人豪强为核心形成的地方性武装组织，有点儿像金庸小说里的三十六洞洞主、七十二岛岛主之类的门派，虽然难以与九大门派相提并论，但是实力不容小觑。
大概在316年下半年，祖逖率领2000多人北上，向黄河挺进。进入安徽之后，他派遣使者，到坞堡主张平和樊雅的地盘上拜码头。张平和樊雅驻扎在亳州，也是淮河流域势力最大的坞堡主之一。
早在祖逖到来之前，张平和樊雅就接受了司马睿的任命，虽然他们实际上是独立的武装力量，对司马睿的服从仅仅是表面上的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肯定没有与祖逖合作的可能。然而，祖逖派遣的一个傲慢自大的使者却摧毁了这一丝若存若亡的可能性。
根据史官的记载，洽谈合作的过程中，使者参观了张平的府邸，傲慢地说这样的宅子不是人住的，只能当马厩；之后，他看见了一个大鼎，又傲慢地说应该把大鼎烧熔。张平说，这是帝王之鼎，平定天下之后有大用，为何要毁了它？作死的使者又说了一句作死的话，你还能保住你的头吗？你连头都保不住了，还要鼎做什么？张平大怒，马上杀了这个口无遮拦的使者，并派出军队，做好迎战姿态。
使者临死前说的那句具有威胁意味的话，是他本人的意思，还是祖逖的意思呢？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合作是不可能了，只能用武力解决问题。
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，祖逖先策动张平的部下反叛，杀死张平，继而与盘踞在河南开封一带的陈川合作，围攻樊雅，于317年6月迫使樊雅投降，解决了北伐路上的一大障碍。对于整个北伐大业，这相当于在淮南地区兴建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，迈出了一大步。
祖逖与张、樊作战期间，石勒一度蠢蠢欲动，有南下趁火打劫的迹象，坐镇南京的司马睿针锋相对地做出回应，派遣精兵三万，分为水陆四道，北上支援祖逖。虽然没过多久，援军就被召回，但是这种不甘示弱的姿态似乎还是具有一定的威慑力，因为就在司马睿派出援军不久，石勒就撤回了南征军。
石勒撤退了，陈川却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了。为什么曾经并肩合作的盟友会反目成仇呢？
当初，为了击败张平和樊雅，祖逖曾经向陈川求援，援军当中有一个叫李头的将军。战后，回到大本营的李头多次说到与祖逖并肩作战的愉快经历，还说如果能以祖逖为主，自己虽死无憾。陈川大怒，一气之下砍了李头的头，李头的部属出逃，投奔祖逖。陈川更加怒不可遏，出兵攻打祖逖，盟友关系就此破裂。
从317年下半年到319年上半年，陈川和祖逖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持续升温。总体而言，祖逖居于强势地位。这种强势地位的形成，一方面依托于刚性的军事打击能力，另一方面则依托于柔性的个人魅力。
祖逖本人并无特权思想，待人接物一视同仁，即使是“疏交贱隶”，也能以“恩礼御之”。作战期间，从陈川手中抢到的僮仆车马，他一律遣散回家，物归原主，对于俘虏，他也给予优待，愿意留的留下，不愿意留的可以自己决定去向，以至于当时出现了一个奇观——有的俘虏回乡之后又带着好几百个人一起来参军。
319年春季，陈川被狡猾而强悍的祖逖折磨得招架不住了，匆忙投靠石勒，请求派遣援军。同年5月，石勒派遣石虎率军5万南下，援救陈川。当月，祖逖与石虎在开封附近展开激战。
关于此次战争的结果，史书的记载是迥然相异的，但是综合起来来看，结果还是比较明显的——祖逖小胜而大败，石虎小败而大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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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后，石虎带着陈川返回位于河北邢台的大本营，命令桃豹驻守前线，与祖逖对峙；祖逖则返回淮南，进行休整。
当时，镇守武昌的权臣王敦有篡位之心，打算顺流而下，攻占南京，先派人放出风声以试探舆情，祖逖听闻消息，叫来王敦的人当面怒骂：你回去告诉阿黑（王敦的小名），他要是敢放肆，我就领三千人顺江而上，拿长矛戳着他的脚跟跟把他赶走！王敦对祖逖颇为畏惧，由此暂时打消了篡位的念头。
319年10月，祖逖派遣前锋对桃豹发动了一次试探性的攻击，被桃豹击败。之后，祖逖挥师北上，兵分两处扎营，一处在桃豹驻地的西侧，一处在东侧，与敌军僵持了四十多天。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自己的军粮即将用光，估计敌军的军粮也快消耗得差不多了，祖逖又上演了一处妙计：派人推着小车把装满泥土的袋子运入军营，并故意让敌人抢走货真价实的米。桃豹果然中计，误以为祖逖军中粮秣充足，萌生退意，无心坚守。随后，祖逖派兵截击石勒的运输队，抢到了大量军粮。桃豹弹尽粮绝，坚持不住，拔营后撤。
320年6月，祖逖推锋北进，进入河南境内，7月，石勒派遣精兵万人南下，被祖逖击败。
当时的河南境内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坞堡主，祖逖到来之前，他们大多在名义上臣服于石勒，彼此之间为了争夺领地却也攻讦不断。随着祖逖的到来，严峻的问题摆到了他们面前：归顺代表汉人政权的祖逖，还是依附代表胡人政权的石勒？
这是一个涉及民族大义的问题，微妙、复杂而危险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火药桶。然而，祖逖用一种低调、通达而巧妙的方式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。
首先，他设法调解河南地区坞堡主之间的纷争，使他们握手言和，在调解纷争的过程中，他也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。其次，他并不强求这些坞堡主摆明立场——归汉还是归胡？
这些坞堡主当中，有很多人的孩子在石勒军中当人质。如果纠结名分，迫使他们必须表态归汉，必然会产生不必要的麻烦，而这显然不是祖逖希望看到的，因为他需要的是与坞堡主的支持，至少也是和平共处。
祖逖默许他们与石勒往来，同时也努力维护与他们的关系。为了避免石勒对他们产生疑心，祖逖经常与坞堡主演一些双簧戏，假装派兵攻打他们，但是事先会给他们送去剧本，打好招呼，让他们照着剧本演。事后，在送给石勒的书信中，这些坞堡主会绘声绘色地说自己与祖逖打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......当然，作为对祖逖的回报，他们也会刺探石勒的军情，悄悄传递给祖逖......
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，祖逖在河南扎下了根，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被收复。必然的，石勒承受的压力则越来越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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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0年夏季，石勒与幽州刺史段匹发生激战，祖逖趁机北上，进入河南杞县。
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，石勒改变策略，主动向祖逖示好，修葺祖家的祖坟和祖逖母亲的坟墓，处死叛离祖逖的降将，并希望与祖逖进行边境贸易，和平共处。
如同处理与坞堡主的关系，祖逖的回应方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，他并没有用语言或者书信方式答应石勒的互市之请，却默许彼此进行边境贸易；他禁止部下进犯石勒的领地，意图似乎是打算与石勒和平共处，却又积蓄力量，练兵积谷。
为什么祖逖不趁着石勒与段匹激战的机会而顺势北伐呢？因为这一点，有些历史学家对祖逖颇有微词，认为祖逖应该为段匹的败亡承当一定的责任。
史料有限，我们难以对石勒和祖逖的各方面实力进行对比，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看到的：石勒是一个政权的领导者，能够如臂使指般最大限度地调动所需的各种力量，祖逖只是一个地方官，而且后盾又是裂纹丛生的东晋，调动所需的力量必须大费周章。
一个地方官能牵制住一个政权的领导者，祖逖做到这一步已经难能可贵。遏制石勒南下的步伐，已经耗尽了他的力量，再奢望他与段匹夹击石勒，可能就是强人所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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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1年7月，司马睿派戴渊北上，节制祖逖。
当年，王敦打算夺司马睿的位，祖逖怒斥，保住了司马睿的位子和面子。这一次，司马睿却反过来要夺他的位子，撕他的面子。
司马睿如此安排，是为了让戴渊控制祖逖的兵力，进而震慑有不臣之心的王敦。
戴渊是个好人，正直，嫉恶如仇，善恶分明，才高八斗，他的性格特点或许正是祖逖身上没有的，然而，祖逖的位置和北伐大业需要的不是有板有眼的正人君子，而是能在原则和妥协之间游刃有余的调和者。
此时，祖逖的人生道路也快走到了尽头，顶头上司戴渊的到来使他愤怒而无奈，密谋摧毁东晋帝国的王敦使他忧虑而恐惧，对于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，这不啻于雪上加霜。
祖逖这时候最为放心不下的，或许已经不是未竟的北伐何时成功，而是担心它如何才能不被摧毁，他已经不敢奢望北伐能够大功告成，而只是希望它不会前功尽弃。为了防备石勒南下，在人生的最后两个月，祖逖全力以赴，调集人手，修缮虎牢城，意图把这里打造成将来抗击石勒的军事重镇。
321年9月，祖逖去世。很遗憾，他没有看到虎牢城竣工；很幸运，他没有看到预料的那一幕发生——石勒南下和东晋帝国的内讧。
几年以前，祖逖开始北伐的时候，正值初创期的东晋帝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，就是北方的石勒。只有几百个部下的祖逖奋勇北上，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了北伐军的力量，成功地把东晋的疆域扩展到了黄河南部，又成功地遏制住了石勒南下的步伐，巩固了新生的东晋。当王敦图谋叛乱的时候，又是他给予王敦当头一棒，压制住了王敦的野心。然而，随着他的离世，所有的光荣与梦想都烟消云散了。
祖逖去世之后，朝廷任命他的弟弟祖约接管北伐军。祖约才略不足，无法抵挡石勒的进攻，仓皇南撤，退守淮南，河南地区随之被石勒收入囊中。
之后，王敦发动叛乱，戴渊被杀，司马睿沦为傀儡，忧愤离世。
故事没有到此结束，还有一个与祖逖有关的结尾。
又过了几年，祖约发动叛乱，兵败逃亡，率领宗族投奔石勒，被石勒灭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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